洪州禅一般指洪州宗,与石头宗并列为唐代禅宗两大派系之一,由六祖惠能门下分出。始于南岳怀让禅师,但它的实际建立者,为洪州道一(又称马祖道一)法师。下开临济、沩仰二宗。后世以马祖之法系为禅宗之正系,而承继菏泽宗之圭峰宗密则为傍出。洪州为江西南昌县之通称,其地有马祖道一所住之开元寺、石门山宝峰寺、百丈怀海所住之百丈山大智寿圣寺,及黄龙慧南、晦机所住之黄龙山崇恩寺等名刹。
洪州禅是非常厉害的,如今有不少的师兄开始去修行,坚持去修行它的法门是可以让自己获得自在,让师兄更加的聪明,不会因为一些烦事困住自己,这样是对自己是非常不好的。那是你知道洪州禅的地位如何吗,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!
洪州禅的基本特征是“触类是道而任心”。“触类是道”是指禅学理论。
从弘忍、神秀以来,均认为佛性乃是真心、清净心,成佛乃是修得这等清净心。洪州禅反其道而行之,倡导修禅者应把人的行为结合起来考量,认为人的生心起念、言行举止等生命现象,均是佛性的表现善恶苦乐也是佛性的表现,所谓“触类是道”。“任心”是指禅的践行,意即不要故意去考虑或去实施什么好事歹事,只要能养神见性,不断不续,任运自在,便能进入成佛的境界。事实上,日常生活中的坐卧行住、吃饭穿衣等,都是佛性的天然流露,都在通向佛土。
上述状况说明,洪州禅把庄子称谓的精神实体“道”,借用来说明真如佛性、法界的本质,并且把平常心的任运视作与道契合的唯一路途。这一举措使禅的实践与人们的日常生活、行动、念头、情感进一步化为一体。在教学手段上,洪州禅反复强调“为病不同,药亦不同”的原则,因而反对一切冗杂的宗教仪式,采纳更为灵动活泼的手段如隐言、暗示、象征,乃至喝、打、踢等,这些手段在日常运用中,具有相当有力的神秘感和诱惑力。
无论在禅学理论上,还是在禅的修行上,洪州禅都为日后的五家禅提供了根据;对五家禅中的临济宗而言,洪州禅则是它的前身。总而言之,洪州禅是慧能禅发展成五家禅的过渡形态,也是禅宗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,它表现为禅的进一步中国化、庄周化,它致使后期禅宗转向意境的体证,更大程度地摆脱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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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密曾对洪州禅予以高度重视,并作过如下概述:
起心动念,弹指磬咳扬扇,因所作所为,皆是佛性全体之用,更无第二主宰。如面作多般饮食,一一皆面。佛性亦尔,全体贪瞋痴、造善恶、受苦乐故,一一皆性。……意准《楞伽经》云:如来藏是善不善因,能遍兴造一切,起生受苦乐与因俱。又云佛语心。又云:或有佛刹,扬眉动晴,笑欠磬咳,或动摇等,皆是佛事。故云触类是道也。言任心者,彼息业养神之行门也,谓不起心造恶修善,亦不修道。道即是心,不可将心还修于心;恶亦是心,不可以心断心。不断不造,任运自在,名为解脱人,亦名过量人。无法可拘,无佛可作。(《圆觉经大疏钞》卷三之下)
宗密认为,洪州禅的根本特点是“触类是道而任心”,而这一特点建立于四卷本《楞伽经》如来藏学说基础上。在现存《马祖道一禅师语录》中,道一本人也曾一再引述《楞伽经》及其思想,以印证自己的禅学。《楞伽经》把佛性与人心等同,说佛性时用“如来藏”,说人心时用“识藏”,结合为“如来藏的识藏”。但它的重点是在阐述真如佛性论。从惠能开始,因受《金刚经》般若空观影响,转向主观人心的发掘。马祖道一所做的,是把这两者统一起来:一方面说如来藏佛性,另一方面显示根本空义,同时又突出一心的能动性,在此基础上建立更为直捷的解脱成佛学说。
“触类是道而任心”作为洪州禅的根本思想,其中包含着两个重要范畴,即“道”和“心”。道一禅学的核心,就是要通过对这两者关系的辨析,奠定禅的中国化的牢固基石。这一过程,的确是以《楞伽经》为中介而实现的。
什么是“道”?道一说:“道即法界。”(《马祖道一禅师语录》)又说:“道不属修。若言修得,修成还坏。”(《古尊宿语录》卷一)他的弟子南泉普愿也说:“道不属知,不属不知。”(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八)这就是说,“道”等同于法界,它超越现象界,超越时空、相对,不在认识之内。这是以中国传统道家和六朝玄学概念来替代印度佛学“如来藏”概念。正因为它是精神本体,所以只能加以“体会”即体道、会道、达道,而不能说“修道”。
什么是“心”?道一所说的“心”,具有宇宙观和解脱论两方面的内涵。从宇宙观上说,它等同于真如本体,即“道”;从解脱论上说,它又是纯主观的心性。而这主观意义上的心,虽有真妄之别,却在运用时无所分别、随缘任运。“触类是道而任心”,这一“心”所以能任运而且自然体现为道,其原因在于,宇宙人生的本来面目既非真也非妄,既是真也是妄,与此相应的心也应无妄无真,既妄既真,无所分别,天真自然。所以说,“道即是心,不可将心还修于心;恶亦是心,不可以心断心”。
概言之,“心”与“道”的关系,在道一禅学中,就是将原本一体相即却被人为分别的两者,通过自然任运而复归统一圆融。这种统一圆融,也就是“即心即佛”说。道一示众云:“汝等诸人,各信自心是佛,此心即佛,……心外无别佛,佛外无别心。”(《马祖道一禅师语录》)“即心即佛”也就是“触类是道而任心”的理论基础。
“平常心是道”是“触类是道而任心”的另一种表述。洪州禅及其后裔禅者从“直指人心”的角度出发,一般不说“触类是道而任心”,喜欢说“平常心是道”。这表明,“平常心”之说更能直示中国禅的性格,适合中国人的文化背景。
对于“平常心是道”,道一曾作具体解释。他说:
道不用修,但莫污染。何为污染?但有生死心,造作趋向,皆是污染。若欲直会其道,平常心是道。何谓平常心?无造作,无取舍,无断常,无凡无圣。经云:非凡夫行,非圣贤行,是菩萨行。只如今行住坐卧,应机接物,尽是道。(《马祖道一禅师语录》)
因此,“平常心”就是指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现实之心,这一现实之心即真即妄,又非真非妄。它的无有取舍、无所执着的“天真自然”运用,便体现为“道”。
道一提倡“平常心是道”,是把现实人心的一切活动视为佛性的全体显现,从而使有关佛性的本体论探讨直接转向能动主体的成佛实践。其结果,不仅使“顿悟”说付诸实行,而且更重要的是促使禅僧普遍革新禅的观念。从洪州禅开始,禅已与日常生活、行为、意念、感情融为一体,在现实人心的自然展开中,禅充分表现出活泼、乐天、幽默等中国特色。但是,它也为禅宗自身植入了一颗危险的种子。既然现实人心的一切活动即是佛性的生动表现,那么也就难以避免破坏偶像和亵渎佛祖的行为举止。
宗密在谈到洪州禅特点时,曾以佛经所说“或有佛刹,扬眉动睛,笑欠磬咳,或动摇等,皆是佛事”诸语予以印证,这段话实则出于四卷本《楞伽经》卷二。可以看出,洪州禅“平常心是道”当是受《楞伽经》的启发而提倡。《楞伽经》的意思是说,如来藏是善不善因,如来藏自性清净,一切善恶只要流露于自性,便是佛性全体的显现。因此,根据这一经义而展开实践,必然以“天真自然”的姿态,不拘于言行,从现实的生命现象获取自悟、顿悟。这也就是说,禅宗因重新重视《楞伽经》,它的繁荣兴盛才有了所谓佛学的基础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对惠能禅的倒退。恰恰相反,洪州禅以印度经典为依据,只是一种方便,因为它仅仅借此之名而行彼之实,何况它对佛经及其内容自有严格的选择标准。
道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学者或禅学家,他本质上是一名宗教实践家。他借印度经典之名却要超越它们,代之以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;他选取佛经的内容,以适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为标准。《楞伽经》如来藏佛性思想的运用,契合于自然无为的道家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。但这种运用,又是在惠能禅对《般若经》、《维摩经》重视的基础上实现的;如果没有中道空观、般若智慧的弘扬,洪州禅对《楞伽经》的依持也只会使它返回达摩禅的老路。
从马祖道一的思想和举止看,他具有很强的进取之心,不愿安稳守成,使禅落于俗套。为此,他在“即心即佛”的基础上,提倡“非心非佛”说。道一认为,“即心即佛”只是指示禅者的方便,作为禅者自悟的起点是完全必要的,但这是从肯定的方面说的。若从中道实相的立场上说,这种肯定容易造成执着。觉悟的理想境界,如实说来,既非肯定,又非否定。但作为补充的另一种方便,不妨说“非心非佛”,这是从否定的方便说的。从理论形式上看,这一“非心非佛”很可能受牛头禅“不须立心”说的影响。
从道一的有关语录考察,无论“即心即佛”还是“非心非佛”,都是因人而设的教学思想,目的都是为使禅者达到自悟。这种因人而异的施设,后来成为禅宗教学的一大特点。明州大梅山法常禅师,初参道一,因“即心即佛”而大悟。法常离道一后住大梅山,道一派人前去试探,说:“马师近日佛法有别”,“近日又道非心非佛。”法常声色不动地答道:“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。任汝非心非佛,我只管即心即佛。”道一听说后,满意地首肯:“梅子熟也。”(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七)这是“即心即佛”的实例。伊阙伏牛山自在禅师,也是道一弟子,他的观点是:“即心即佛,是无病求病句;非心非佛,是药病对治句。”(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八)以为两者都不是究竟,但稍偏于“非心非佛”。相对于“即心即佛”来说,“非心非佛”的提倡,更容易使洪州禅在“平常心是道”的基础上,发展其狂放恣肆、放浪不羁的性格。若按百丈怀海的看法,则更别有趣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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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宝元年(742),道一住建阳(今属福建)佛迹岭,开始聚徒教化,开堂说法。不久,迁住临川(今江西抚州)西里山,旋移南康(今属江西)龚公山。郡守河东裴某“躬勤谘禀。降英明简贵之重,穷智术慧解之能。”(《宋高僧传》卷十《道一传》)大历(766-779)中,移住洪州(今江西南昌)开元寺,此后便以洪州为中心展开创宗立派活动,直至入灭。其时,“连帅路嗣恭聆风景慕,亲受宗旨。由是四方学者云集坐下。”(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六)禅宗史上著名的洪州禅即形成于此时。
马祖道一门风盛极,弟子众多。《祖堂集》谓,“大师下亲承弟子八十八人,出现于世及隐遁者莫知其数”;《古尊宿语录》及《景德传灯录》称,“师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,各为一方宗主,转化无穷。”概观道一及其弟子之世,洪州禅已在南方形成一大系统。《宋高僧传》卷十一《太毓传》说:“于时天下佛法极盛,无过洪府;座下贤圣比肩,得道者其数颇众。”这当是事实。洪州禅是中国禅的典型,它的代表人物是开创者马祖道一和其弟子百丈怀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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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州禅对慧能禅作了重大发展,它一方面运用如来藏学说,另一方面显示根本空义。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更为直接的成佛说和更为简易的禅法实践。
宗密曾指出,洪州禅的根本特点是“触类是道而任心”。“触类是道”指的是禅学理论。据宗密解释,修禅者“起心动念,弹指磬咳,,扬眉瞬目,所作所为皆是佛性全体之用,更无第三主宰。如面作多般饮食,一一皆面。佛性亦尔,全体贪痴造善恶受苦乐故,一一皆性”(《圆觉经大疏钞》卷3)。从弘忍、神秀以来,都认为佛性乃是真心、清净心,成佛便是修得这清净心。洪州禅则一反其道,发展慧能的顿悟学说,主张修禅者应把人的行为综合起来观察,认为人的生心起念,一举一动生命现象,都是佛性的表现;所谓善恶苦乐,也不外乎佛性的表现,所以叫“触类是道”。“任心”指的是禅的实践,意谓不要故意去想或去做什么好事坏事(“不起心造恶修善),只要能养神存性,不断不造,任运自在,就进入成佛的境界。道一谈他这一派的禅法说:“只如今行住坐卧,应机接物,尽是道”(《景德传灯录》卷28)。他认为成佛之道不是通过修习能实现的,一旦修习,便有思想和行动的趣向,从而也就有了执著(污染);实际上,日常生活中的行住坐卧、吃饭穿衣都是佛性的自然流露,都在通向佛道。
上述情况表明,洪州禅把庄子的精神实体“道”借用来说明佛性、真如、法界的本质,并把平常心的任运看成是与道契合的唯一途径,实际上是汲取了老庄的自然主义哲学,从而使禅宗的中国化又深入了一步。这一创举促使禅的实践与人们日常生活、行动、意念、情感进一步一体化。在教学方式上,洪州禅一再强调“为病不同,药亦不同”的原则,故而反对一切繁杂的宗教仪式,采取更为机动、灵活的手段(如隐语、暗示、象征,乃至喝、打、踢)。这些手段在实际运用中具有相当有效的宗教神秘感和诱惑力。
洪州禅无论在禅学理论上,还是在禅的实践上,都为后来的五家禅提供了依据;对于五家禅中的临济宗来说,洪州禅则是它的前身。
道一弟子怀海为洪州禅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。他曾提出“割断两头句”的思想,即主张在参学中采取离开一切分别有无、肯定或否定的说话方式,并进而认为必须否认以语言文字作为认识的一种手段。怀海直接指出:“自古至今,佛只是人,人只是佛,亦是三昧定。不用将定入定,不用将禅思禅。”(《古尊宿语录》卷1)以为只要不执著外境,也不执著知解,便是“自由人”。
他们的思想为临济宗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,所谓“自由人”、“无为道人”,便是临济义玄“无位真人”、“真正学道人”的雏形。
概而言之,洪州禅是慧能禅发展为五家禅的过渡形态,也是禅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,它体现为禅的进一步中国化、老庄化,它引导后期禅宗转向意境的体验,更大程度上脱离了传统禅的束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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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..查看更多洪州禅的根本特点是触类是道而任心,而这一特点建立于四卷本《楞伽经》如来藏学说基础上。触类是道而任心作为洪州禅的根本思想,其中包含着两个重要范畴,即道和心。道一禅学的核心,就是要通过对这两者关系的辨析,奠定禅的中国化的牢固基石。这一过程,的确是以《楞伽经》为中介而实现的。